焦裕禄离开兰考人民50年了，但兰考人民一直铭记着焦裕禄。

　　兰考位于豫东地区，50年前，内涝、风沙、盐碱，是兰考的“三大害”，许多兰考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有不少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与兰考不相上下，有的甚至比兰考还要恶劣、困难。

　　在兰考人民最困难的时候，党派来了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与自然灾害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虽然焦裕禄同志仅仅在兰考工作了475天，但他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兰考人，成为县委书记的楷模和标杆，成为全党的榜样。

　　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前，习近平同志的题词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焦裕禄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记者在兰考采访期间，多次听到兰考的干部说，觉得肩上的压力很大，因为“兰考有过焦书记，把所有干部的标准提高了。”

　　焦裕禄精神，仍在兰考大地上回响。

　　春到兰考，越冬的小麦在田野上尽情地生长，其间是等距间种的泡桐，万象更新，生机盎然。

　　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正在激励着兰考人民建设一个新兰考。

　　兰考人民不仅记住了焦裕禄带领他们艰苦奋斗、迎难而上治理“三害”的动人事迹，更记住了他亲民爱民、科学求实、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

　　焦桐、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焦裕禄同志陵墓，这几乎是所有人第一次来兰考必去瞻仰的地方。

　　这三处并非兰考的旅游风光景点，但如果不去，就难以了解兰考的过去和今天、兰考成长巨变的精神脉络、兰考人心中的骄傲和对明天的期冀。

　　而如果不走进兰考，不和兰考人推心置腹交朋友，记者对兰考的认知、对焦裕禄的理解，就有可能仍停留在1966年那曾经感动中国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近年来有关焦裕禄的一系列影视作品中。

　　1965年12月，新华社的三位记者 来到兰考，他们为焦裕禄同志的事迹所感动，含着眼泪写下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塑造了人民公仆焦裕禄的光辉形象。该文发表于1966年2月，长篇通讯是这么开头的：“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

　　这样的表述，既是客观事实，也比较符合当时“自然灾害”的统一口径。但事实上，焦裕禄面对的，不仅仅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三害”，还有浮夸风等极左思潮。

　　《兰考县志》对当年的情况是这么描述的：“1958年到1962年由于浮夸风、合大伙，加之三年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影响。人们没有饭吃，部分人出现浮肿病，甚至有的因饿而死。1962年全县粮食下降到2531万公斤。”2531万公斤听上去不是个小数，但实际上尚不及兰考1956年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当年曾经和焦裕禄一起工作过的县委宣传部干部刘俊生告诉记者：1959年兰考开始搞人民公社大食堂，1960年、1961年兰考确实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

　　记者问：为什么？是那些年庄稼收成不好吗？

　　刘俊生答：有的是有的不是，开始是丰产没有丰收。比如，1958年，庄稼原来长势挺好的，但到了秋收的时候，上级要求生产队比干劲，也就是比谁“出”的快。“出”就是把花生和红薯从地里刨出、收成入库的意思。谁“出”得快，公社就表扬谁。有的队看到别的队已经“出”完了，拿了红旗，就赶紧套上骡马拉上耙子去田里一耙，结果把花生、红薯的藤都耙断了，原来一亩地有四五百斤花生的，结果只耙出来几十斤，还有几百斤都埋在地里没有刨出来。但向上报告：咱们队“出”完了，一样拿红旗。公社还是按原来的亩产四五百斤数字报到县里，结果到了年底的时候，上级说“按人均一个月40斤粮食分配”，但实际上生产队没有那么多粮食，粮垛里面是空的，社员实际上根本吃不到这个数。最困难的时候，有的队一天一个人只有一两、二两粮食。吃不饱，就想出各种办法，把红薯秧子打成淀粉状，然后掺上杂粮粉做成馍。整个生产队统一做饭，按每家每户的人头领取馍和汤。开始有馍领，后来就只能领到汤了，一家几口人就几勺子汤，所以后来就出现了饿死人的状况。当时农民编了这么个顺口溜：“早起一个淀粉馍（当时的淀粉馍，多是毛根草和饲料）;中午面条捞不着；晚上汤，照月亮，小孩喝了光尿床，劈头劈脑三巴掌。别骂爹，别骂娘，只骂上天不给粮。”

　　焦裕禄就是在这样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受开封市委的指派，从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任上调任兰考县委的，他一开始担任的还是兰考县委第二书记。曾担任开封市委书记的张申说，当时兰考的前一任县委书记在生活上犯了错误，原来开封市委打算调另一位同志去兰考，可那位同志不愿去，市委才选了焦裕禄。组织上找焦裕禄同志一谈，他二话不说，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立马奔赴兰考开展工作。

　　兰考人民记住焦裕禄的，不仅是他艰苦奋斗、迎难而上，带领大家治理“三害”的动人事迹，还有他亲民爱民、科学求实、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1962年下半年，农村已经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批判“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这给了焦裕禄巨大的压力。作为一名县委书记，他理所当然要听毛主席的话，但面对兰考人民的民生艰难，焦裕禄同志还是做出了大胆的决定：“三害严重的地区借给社员的碱地暂时不抽回来，让社员趁闲补空继续进行改造，收入的粮食由社员自己支配，国家不计征购……”。此举拯救生民于饥荒，自然深受百姓的拥护。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时要能顶住“单干风”这顶帽子，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识啊！焦裕禄同志用他的高尚品质，诠释了一位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

　　昔日的风沙、盐碱不见了，在焦裕禄当年调研过的田野里，藕蟹混养，无公害大米还卖到了开封

　　焦裕禄上任之初的兰考，全县大小沙丘1600多个，大大小小的风口84个，有的沙丘有9.9米高。

　　豫东地区本无沙漠，兰考的沙从哪里来？

　　兰考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孙理胜告诉记者：兰考历史上曾经是黄泛区，九九十八弯的黄河，在兰考境内的东坝头调头向北，完成了最后一个大弯，而后入鲁，直奔大海。

　　如何治理“内涝、风沙和盐碱”这“三害”，是焦裕禄上任伊始面临的首要问题。虽然他年轻时当过长工、干过农活，但建国后在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和大连起重机厂学的却都是机械制造。这治沙种树，原非焦裕禄的“专业”。但为了战胜“三害”，焦裕禄栉风沐雨，带领农林科技人员走遍了兰考的田野村庄，摸索出了治理“三害”的规律。他形象地把治理沙丘的办法总结为“扎针贴膏药”：“扎针”就是种树；“贴膏药”就是把沙丘下面的淤泥翻上来盖在沙丘上，然后通过草木灰、有机肥逐步改良土壤。

　　50年后的今天，兰考的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记者来到当年兰考最大的风口下马台，这里风口的跨度曾经达4公里之大，自古就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之说。在焦裕禄带领群众挖泥封沙后，又栽种了成片的刺槐。如今，只见刺槐参天，绿树成荫，不见风沙踪影。

　　兰考县林农局长任洪峰告诉记者：焦裕禄刚到兰考时，兰考的小麦亩产仅百十斤左右；如今的兰考，亩产小麦已经达到了1200斤。

　　在焦裕禄同志曾调研过的三义寨南马庄村，记者意外地见到了外来车辆在田里排起了长队。向乡干部张砚斌一打听，原来这些车辆是来收购莲藕的。当年的盐碱地，如今还能种莲藕？不仅种莲藕，还能养螃蟹！在中国农业大学何慧丽教授的指点下，他们拿出100亩水田试行“藕蟹混养”，一亩水田可收2吨藕，农民纯收入可达三四千元，一亩地的螃蟹还可以卖几百元。

　　在何慧丽教授的倡导下，南马庄还成立了兰考第一个农民合作社—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合作社里还有个“无公害大米协会”，协会成员总共拿出1200亩水稻田，种上了大米。如今，“南马庄”牌无公害大米已经卖到了开封。别的大米售价是2元多一斤，他们的无公害大米一斤的价格是6.5元！

　　“焦桐”花开，兰考春来。泡桐是先开花再长叶，农桐间作，会“演奏”的泡桐形成了“泡桐经济产业链”

　　在兰考城关镇朱庄村口，有棵焦裕禄在1963年春天亲手栽种的泡桐，已有二十四五米高，当地的百姓亲切地称它为“焦桐”。“焦桐”的胸围有4米多长，两个人在树下牵不住手，树冠覆盖面积有500多个平方米。

　　然而，焦裕禄初来兰考时，兰考只见沙不见树。当年兰考的树到哪里去了？

　　兰考人告诉焦书记：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砍掉了。

　　没有树就治不了沙。在农林科技人员的帮助下，焦裕禄为兰考找到了一棵树—泡桐。

　　毕业于湖南林学院林学系的朱礼楚曾回忆说，当年治沙需要树苗啊，但好多树被砍了，树苗到哪去找呢？他负责泡桐育苗研究，发现了见效比较快的泡桐根育苗—插根，也叫“扎针”的方法。焦裕禄不但鼓励他在兰考“做出一番事业”，还亲自将当时只有领导干部才有的“细粮指标”换成大米给他送来，让这个吃惯米饭的南方人感动不已。

　　焦裕禄鼓励全县人民大种泡桐，他使用的是农民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这是基本情况；有林就有粮，没林饿断肠，这是重要性；以林促农，以农养林，农林相依，密切配合，这是方针；造林防沙，百年大计，育草封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三管齐下，效果良好，这是办法。”这么简洁明了、通俗易懂，没有一句官话和废话，全兰考人都听懂了，跟着焦裕禄种开了泡桐。

　　县林农局长任洪峰说，兰考种泡桐有五六百年的历史，泡桐是速生树种，取泡桐当年生长出来的根约15公分长，在3月底、4月初埋根育苗，苗要似露非露，从地里刚露一点头，如果露出地面太多，会被大风刮掉。5月份，树苗就会长到七八十厘米高。6、7、8这三个月是泡桐的速生期。9月份泡桐就开始木质化，米径（一米高度的直径）可达3-4厘米粗。泡桐种下去一年，就可以长成三四米高，七八年可以成材。种在大田里农桐间种，10年可以采伐。

　　泡桐适应中性偏盐碱的土地，为深根性树种，可直接受兰考地下水滋养，农桐间种时，行距30-80米，株距5米，不需要另外浇水施肥，也不会争夺小麦和玉米的养分。泡桐树龄五六岁后，在每年的4月中下旬会开出粉红、粉紫色的喇叭花，十分绚烂。而且它是先开花后长叶，开花时还没有长出新叶，因此树下的小麦等农作物可接受充分的光照，待它5月中旬长出树叶时，小麦已经成熟了，6月1日通常是兰考开镰收麦的时节。

　　如今，为了鼓励农民造林，县财政每年一亩地投资200元，为农民购买苗木，由乡镇统一向农民供苗，乡镇专业队统一栽种，树种在谁的地里，树就归谁，谁得益。兰考每年新栽树规模保持在10万棵。

　　遍地泡桐不仅改变了兰考的生态环境，还成为兰考人致富的路径。上个世纪70年代，兰考人还不知道泡桐能做乐器。有一次，一位上海乐器厂的老师傅来兰考，在一户农家无意中听到悦耳的音响，循声望去原来是灶台旁正在一送一拉地拉风箱。他问主人：这风箱是用什么木材做的？主人告诉他就是用兰考最多的泡桐木做的。于是，他对泡桐木发生了兴趣。1992年，轻工业部组织专家到兰考考察，认为兰考泡桐木质疏松度适中，透气、透音性能好，是制作古筝、琵琶等乐器音板的最佳材料。从此，泡桐的身价逐年上升，从过去1立方米七八百元到如今的将近2000元，被兰考农民喜称为“绿色银行”。

　　兰考泡桐这“会呼吸的木材”，于是在能工巧匠手中变成了“会演奏的木材”。上海民乐一厂厂长王国振告诉记者，他1999年深秋第一次去兰考，从火车站出来看到的是一个还没有现代商业的兰考。但焦裕禄的精神和兰考人的干劲打动了他，决定到兰考办厂。兰考成为上海民乐一厂到中部地区发展的新空间，其在兰考的两个厂区面积达到了8000多平方米，在当地年产“敦煌牌”古筝达3万台，全厂销售额达到1.8亿元；同时也为当地增添了100多个就业岗位和160多万元的税收，技术工种岗位的师傅月收入可达三四千元。10年前骑自行车来上班的师傅，如今已经开着“五菱”私家车来上班了。

　　上海民乐一厂在兰考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当地的民乐产业和木材加工业的发展。如今，乐器制作已经成为兰考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全国90%的民乐音板产自兰考。兰考的泡桐还制成了家具、板材远销国内外，形成了全县500多家企业、4万多人就业、产值100多亿元的“泡桐经济产业链”。